吴毅∣《双村百年》自序

当你投身于一个微观的田野案例，面对具体过程——事件中模糊、杂乱和互斥的经验现象时，却可能对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产生新的感悟。你会发现，任何一种脉理或体系上的概念与理论抽象，其实都同时意味着对复杂经验其他向性特征的切割或遮蔽，这就容易使人对大理论保持谨慎与反思，因为你总能轻易发现反例，而受制于文献，书斋式研究就未必有这种可能。

《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是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成书的，2002年，她曾以《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作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加印过一次，可屈指算来，也又已15年了。这些年来，该书获得过一些奖励和影响，与我的另一本书《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起，见证了自己的学术轨迹。因此，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其纳入他们的品牌“社科文献学术文库·社会政法研究系列”再次出版时，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回顾和思考自己的农村政治研究之路。如今，我的学术兴趣已有转移，又不在政治学界多年，所以，我也决定就此写点什么，算是对自己早期学术的一个小结。

与诸多同行不同，当年我进入农村政治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遇的安排。作为一个此前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除了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作为中学生非常短暂地参加过几次“学农”，我与农村没有发生过交集，因此，自然不可能料想到以后竟会有机会与农村政治研究结缘。不过，当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面临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选择，方向却是完全陌生的农村政治时，经过短暂的犹豫，我还是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咬牙选择了迎接挑战——哪怕再不熟悉，也要干一行爱一行，融入一个当时尚在发展中的农村政治研究团队。既然人生如此安排，我又视学术如宗教，也便非常努力地投身其中，竭尽心力培养和发展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热爱。

那是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由于以下的原因，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开始被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诸多学人所关注，村民自治则成为聚焦点：一是1990年代以后的国内国际环境，促使中央重视通过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在此种背景下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三是政治学界为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尝试通过学术重心下沉来为建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服务。由此，便促成了一波“草根”研究的热潮，开启了此后一个时期以村民自治研究拉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先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农村政治研究，我发现自己很得天时地利人和，进入了这一研究的中心。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徐勇和项继权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国内较早开始村民自治研究，已形成特色和优势，华中师大也因此成为国内村民自治研究的重镇。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完成了进入这个领域后最初的学术训练与体验，而作为一个年纪不小辈分却低的新人（我读硕士时已33岁），又有幸去观察和思考包括自己投身其中的这一研究在较早时期的一些情况。

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它们的思考，才有了后来“双村”一书的学术缘起。

那段时间，随着对相关研究文献阅读的增多，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村民自治研究是否承担了一些它可能无法承担的使命？而本来应该去做的事却并未真正展开。检索文献，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与其说是对农村政治的状况展开讨论,不如说多少是对某种宏大关怀的移情，研究者较少关注农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村民选举的路径依赖与向上抬升却是更主要的聚焦。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是，过于强烈的“庙堂”情怀与路径承载，难免不会诱导研究者“身在农村”而“心怀天下”，阻碍人们去思考乡村治理本身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感受，我后来在一篇总结这一时期农村政治研究的文章中才这样写道：“过于强烈的宏大关怀与意识形态设定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对研究主体——农村和农民本身的认识, 或者使这种认识缺乏农村主位——或者说它的研究主体本身即非农村。”所以，研究本身虽然不断积攒社会名声，但似乎未能对改良乡村治理、提升农民地位产生根本性作用。人们发现，村民自治的兴起与被称作“三农”问题的农村社会矛盾的再度凸显，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吴毅、李德瑞：“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开放时代》2007年2期）。在这种情况下，再良好的愿望也难以满足相应的社会和学术需求。

迄今我都记得自己在1996-1997年参与的那场“水月”实验。地点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的水月庵村，实验的初衷是要以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去推动农村基层的规范管理。在地方政府部门支持下，实验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我和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及研究生作为一线参加者多次去水月，每次都会住上一段时间。不过，如果要我个人谈对实验的真实感受，那就是它未能给实验村的发展带来真正的影响，也好像没能给学界留下真正富于启示的理论思考。这些想法，我在“双村”的最后一章中有所涉及。情势至此，其实与实验村是否配合无关，而是在中国既定制度与社会结构下村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仅仅依靠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这一支孤军就能够解决。由此出发，我开始思考农村政治研究，乃至于更为一般的学术研究究竟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思考学术与现实的关系。

我从两个方面为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做准备：一是通过阅读去深化对学术研究本身的认识，二是通过田野调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就前者而言，这个时期，学界正在进行有关“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我这个在1982年就完成了大学学习，但90年代中期才真正进入学界的人的确有影响，记得邓正来主编的那本标有香港刊号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当时在众多中文学术刊物中可谓风头无两，几乎成了90代学人进行学术写作的“范本”。因此，因学术入门晚而常感懊恼的我，此时倒也“庆幸”自己能在80年代和90年代同时以学生的身份去体察学术的发展与变化。无疑，这种经历对我当时思考应该如何做学术的问题，有很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选择一个田野点做深入调研，成为这一时期我给自己确定的最重要任务。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跨学科的阅读给了我研究方法上的借鉴，更主要还在于社会人类学以持续的田野研究去主位式体验被研究对象的主张，非常适合我这种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去弥补知识和体验的不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去了川东“双村”（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磐石乡双河口村），在那里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农村生活。因为这次经历，我做农村政治研究才多少有一些底气，我对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它与现行乡村治理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进而，研究“双村”在２０世纪一百年中的治理变迁，探讨权威与秩序变化的主题，也得以确立，我力图借此剖析一个村庄的政治史。

对于“双村”一书的选题依据和理论追求等，我在书的导论和最后一章中都有交待，在这里没有更多的补充。但是，通过研究“双村”，有两点感受还想要提及：

一是我开始体会到微观田野研究对把握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像我这样在80年代先学习历史学，90年代又转向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人，是比较习惯思考大问题与大理论的，因为受的就是这种训练——宏观思维和概念化、条理化的理解研究对象。于是，在文献中耙梳，表达新的感悟时，只要文献互证，逻辑自洽，推导成立，便是创新。这样做当然不错，但是，当你投身于一个微观的田野案例，面对具体过程-事件中模糊、杂乱和互斥的经验现象时，却可能对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产生新的感悟。你会发现，任何一种脉理或体系上的概念与理论抽象，其实都同时意味着对复杂经验其他向性特征的切割或遮蔽，这就容易使人对大理论保持谨慎与反思，因为你总能轻易发现反例，而受制于文献，书斋式研究就未必有这种可能。所以，微观田野研究的好处，除了能以新的发现去与主流理论对话，还在于有机会去体会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对准确表达理论，注意其适用前提和范围，非常有益。因此，我常常在不同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即便你偏好宏观理论思考，也不妨找机会尝试一次深度的田野微观研究，哪怕一次，你对理论的体验将会很不一样，它会使你对理论与经验关系的把握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二是微观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宏观理论的把握同样重要。就中国宏观的村治历程来看，20世纪扮演着既重要又特殊的角色，要理解这种重要与特殊，得借助于20世纪之前和21世纪以来的村治格局这一大的历史尺度，前者可以被概要地视作传统的延续，后者可以简略地视作现代化格局下的展开，而20世纪则正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变时代。身处这一巨变中的农村会如何去适应？适应中又会面临哪些矛盾与冲突？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些解释是什么关系？何者更具有解释力？这对于非历史专业的理论研究者并不是容易识别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解释都能找到佐证自身的证据。结果，我发现，一些村治研究者对相应村治历史的理解是混乱的，经常存在对互斥框架的混用，这种混用不仅影响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更为重要的还会影响他们对建立在历史理解之上的当下乡村发展的判断。而如果能对某个微观的村治历史有深入研究，这种混乱会大为减少，因为在微观研究中相对容易辨析各种解释模式的优劣。微观历史研究不仅要求厘清特定案例中的“事件”因果，更在于要将这些因果置于宏观的理论叙事模式中去解答，这个时候，微观历史链条与宏观解释框架呈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吻合还是排斥，就不仅有利于对微观历史的发掘，还能检验宏观框架的合理程度。一般而言，一个解释力强的宏观理论框架与微观“事件”的因果逻辑往往相互吻合，反之则易陷入宏观与微观解释的冲突。所以，许多时候，对宏观理论叙事价值的判断，是通过微观的历史研究来完成的。可以这样说，微观历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帮助研究者掌握和理解地方的小事件，更在于帮助他们形成对大历史和大理论的判断。因此，我也觉得，从事社会研究，有无对相关社会进程，特别是某个局部进程的深耕，会很不一样。而我认为，只有经得起微观经验验证的理论，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理论。 

毫无疑问，“双村”的研究不仅在实践这两点，也在印证这两点。我在对“双村”治理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考察中，提炼出“现代性”、“国家”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在20世纪中国由革命向改革发展变化的大场景中共同塑造村治格局的历史过程，归纳出影响其村治变迁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参见书第十四章）。我希望这一解释模型的提炼，不仅对理解“双村”的微观历史，而且对理解20世纪中国的村治历程都有启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持这一观点。

需要说明，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将书更名为《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这次再版给了我这个机会。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徐勇教授，没有他当年的点拨与赏识，不会有我后来的发展。我要感谢焦长权博士，他曾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如今已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社会学者，他对本书的再版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要感谢责任编辑张小菲女士，她为本书的再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还是那句话，书一面世，便已获得属于她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生命，而我则要继续我的研究。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于武昌喻家山

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吴毅 著

2021年11月出版/168.0元

ISBN 978-7-5201-8185-3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双村的社区背景

一 地理环境

二 历史沿革

三 经济概貌

第二章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一 变异中的伦理性权威

二 保甲的官治化与边缘性

三 族权的实利性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第三章 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

一 翻身与精英的整体更替

二 从村政到政社合一的权力重塑

三 国家遮蔽的社区权力

第四章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一 初期的渗透

二 政治的土改

三 家户经济的国家化

四 从自然村落到集体共同体社会

第五章 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

一 “文字下乡”和新式教育的勃兴

二 科技的进入与传统农业的改造

三 民间信仰的消解与隐伏

第六章 村庄的再造

一 改革：重建以家户为基质的村落经济

二 村民的原子化：村庄社会关联的重建

三 场街：地方社会的公的空间

第七章 村政的重建与村治的接续

一 乡—村体制的重建

二 村民自治的进入与张力

三 新村治精英的角色与行为

第八章 资源汲取与人口控制：村政的行政化

一 催收与拖欠的博弈

二 人口控制：代行政务

第九章 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

一 “办点”：行政资源的输入

二 借鸡下蛋：公益的输出

三 机制性脱序：外力退出后的公益困境

第十章 情理之间：村庄秩序的调节与维系

一 双村秩序的基本结构

二 调解与仲裁的理路

三 社会治安的组织化机制

第十一章 现代性的民间化与传统的反照

一 “私塾”的“复兴”

二 医疗卫生事业的民间化

三 科技进入的自发状态

四 民间信仰的反照

第十二章 去政治化的村庄政治

一 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二 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三 新村庄政治人的谱系分析

第十三章 结语：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

一 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二 从叙事到理论：关于20世纪村治变迁的反思政治学

三 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参考文献

附录

索引